2025年6月21日，以色列阿什凯隆，一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被拦截。路透社/阿米尔·科恩 © Amir Cohen / Reuters

在刚刚过去的一周，以色列与伊朗正面冲突全面爆发是社交平台持续关注和热议的焦点。让我们来看看中文社交平台从什么角度来关注这场战争。

一篇题为《一个希望之国的夭折与死局》的网文这样写道：截至目前，伊朗被以色列“定点清除”的高官至少已经有五名。以色列现在实际上是在打击伊朗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力继承体系，像“抽积木”一样，抽掉这个体系中一些重要的“基石”—这些基石被抽掉之后，将进一步让伊朗的权力体系失衡——什叶派教士集团、文官政府、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三支力量之前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再次打破。

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在军事上无法有效对抗以色列，仅归因于武器上的差距。然而，问题的核心在于伊朗统治集团内部，文官政府、教士集团和革命卫队之间裂痕已然显现。年迈的哈梅内伊只能勉力维持表面的和谐。作为霍梅尼授权“保卫伊朗革命成果”的武装力量，伊斯兰革命卫队如今已高度腐化，不仅深度介入军工、能源等实体经济领域，且滥用其对内监控和镇压民众的权力。然而，在地位上，他们却不得不屈居于教士阶层之下。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，最高宗教领袖对这支力量的掌控力呈递减趋势。在哈梅内伊之后，革命卫队势必寻求更大的国家话语权，这与教士阶层形成深刻矛盾。

“伊斯兰革命”后，伊朗教士阶层逐步掌控国家最高权力，成为最狂热、最保守的力量，主张对内高压和对外封闭。但其内部也存在派系分歧，如相对开明的白帽派（庶民教士）和原教旨主义的黑帽派（圣裔教士），未来势必面临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双重压力。

文官政府是伊朗现行体系中最开明的一支，主张与西方和以色列缓和关系，并实行有限度的开放。然而，其缓和与开放政策却触犯了教士阶层的禁忌，而经济开放又会触及深度经商的军方利益。因此，伊朗文官政府与另外两派龃龉不断，难以协调。 简而言之，伊朗内部三大支柱正上演着一场勾心斗角的“三方大乱斗”，各方对彼此的憎恨与提防，恐不亚于对以色列。去年5月伊朗和外长乘坐直升机离奇坠机身亡，已使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角逐趋于白热化；而以色列此次针对高官的“点名”，无疑是火上浇油。

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戴维·巴尔内亚在16日团灭了伊朗一众高官后说了一句狂话，他说"我们知道伊朗一切我们感兴趣的信息。"这句话其实说明了伊朗已经被渗透成了怎样的千疮百孔。然而，面对如此严重的渗透，伊朗却不敢利用其“制度优势”发动新一轮内部清洗。原因在于三方势力矛盾重重、剑拔弩张，各方都担心对方以清洗之名削弱自己，甚至三方都可能是以色列口中的“内鬼”——因为借以色列之手互相铲除，不失为一种便捷的手段。

有人将当前的伊朗比作晚清。伊朗军队虽数量庞大，但主要用于监控和镇压国内潜在的不满势力，真正能调动与以色列对抗、实现“虽远必诛”和“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”等口号的力量几乎没有。伊朗的主要反对派集中在城市，因此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方比当前的伊朗军方更害怕爆发更高强度的战争。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、伊朗经济凋敝、俄罗斯自身难保的背景下，大规模消耗自身实力是最不理智且不划算的举动。

而以色列出于自身的安全利益，极力主张帮伊朗“政权更迭”。换言之，美以现在争论的只是究竟让伊朗“自己体面”，还是“给他个体面”的问题。

一个拥有九千万人口、历史悠久、国土面积和石油储量在中东首屈一指的国家，竟沦落到今天内忧外患、民生凋敝的地步，确实令人费解。然而，伊朗并非总是如此，甚至在二战后，它一度被视为整个中东最有希望率先崛起的“希望之国”。

伊朗并非生而封闭。时间倒回1970年代，巴列维王朝推行的“白色革命” 曾让该国成为中东现代化标杆，巴列维王朝的“改革开”，使伊朗年均GDP增长15%，人均收入翻两番，1963年赋予女性投票权，大学女生占比达35%，土地改革使92%农民获得了土地，识字率从26%跃升至52%。但高速发展埋下祸根。王室腐败激化民怨，宗教势力正是利用城乡差距动员底层——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，女性重新戴上头巾，流行音乐遭禁，世俗精英大规模流亡。

文章最后总结道：当伊朗选择了伊斯兰革命，从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后，伊朗今天所呈现的原教旨、贫困和矛盾重重，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必然。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这个国家所预留的经济发展“容量”是天然不足的，民营企业、城市人口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，必然与教法所限定的规则发生冲突，伊朗在每一次选择中都不得不进行削足适履，最终酿造了今日之败。即便时间已经进入现代，发展、进步、开放，也并非是一个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项。已经启动的发展可能会突然停滞，已经走的很远的进步会突然倒退，已经开放的门也可能重新关上。